文/屈永峰
2015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陕西考察时指出，“延安宝塔是中国革命的精神标识”。这一重要论断，深化了延安是中国革命圣地的认识，丰富了延安精神的内涵，鼓舞了延安人民奋进新时代的勇气。延安宝塔，因延安而享誉全国。这座在嘉陵山上耸立千年的唐代宝塔，俯视着延安大地上飞逝而过的历史烟云，见证了沧海桑田的历史巨变。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新中国的摇篮。延安宝塔，如今已经不单单是一座“中国名塔”，也不仅仅是一座历史古城的地理标志，它早已深深植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红色印记，成为中国革命圣地的地理标志，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家园的红色标识，成为中国革命的精神标识。
一、延安宝塔是镌刻着党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丰碑
延安，“秦地之锁钥、塞北之咽喉”，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1935年10月党中央率领中央红军到达陕甘革命根据地赤安县第六区苏维埃政府所在地吴起镇（今属吴起县），标志着伟大的延安时期拉开帷幕。随着1937年1月党中央进驻延安，这个地处西北边陲的小城从此和中国革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成为党中央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这块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硕果仅存的完整革命根据地，成为党中央和各路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成为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后由各路红军改编的八路军主力奔赴抗日前线的出发点。在这里，党中央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作出了关系中国革命前途命运的一系列重大决策，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推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赢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实现了中华民族“站起来”的梦想。
在这里，我们党系统总结历史经验，作出党的第一个历史决议；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确立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增强了全党的空前团结，形成了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培育形成了三大优良作风和延安精神；掌握和运用三大法宝，有力促进了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在这里，我们党以陕甘宁边区作为局部执政的“试验区”和“示范区”，作为新民主主义中国的雏形，为党在全国范围执政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延安时期，是我们党百年奋斗历史进程的辉煌篇章，是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幼稚走向成熟的关键时期。
延安时期，是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事业从低潮走向高潮、实现伟大历史性转折的时期，是中国革命由一个胜利走向又一个胜利的时期，使得中国共产党在政权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和党的建设等方面积累了许多成功经验，对建设新中国产生了深远影响。
1944年陈毅陪同毛泽东登宝塔山后，写下《延安宝塔歌》。诗云：“延安有宝塔，巍巍高山上。高耸入云端，塔尖指方向。红日照白雪，万众齐仰望。塔尖喻领导，备具庄严相。犹如竖战旗，敌军胆气丧。又如过险滩，舵手平风浪。又如指南针，航海必依傍。”陈毅借用延安宝塔比喻党的领导地位和作用，借用宝塔礼赞党中央和人民群众。用“塔尖”寓指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用“战旗”和“指南针”突出党的领导的关键作用。历史雄辩的证明，中国革命事业因为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焕发出勃勃生机，才克服了一切困难，才改变了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悲惨命运，才开启了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新局面。
延安宝塔，就是一座巍巍的丰碑，镌刻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不断走向胜利的丰功伟绩。
二、延安宝塔是昭示着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的风帆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极其复杂艰难的环境中，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积极实施党的建设伟大工程，使党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都达到成熟，成功地建设了一个马克思主义大党、强党。延安时期，党从幼年的党发展为成熟的、全国范围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从西北一隅走上世界舞台，中国革命力量从小到大，人民武装力量由弱到强,共产党从局部执政到全国执政,一步步走向成功,走向辉煌。
一是政治上的成熟。延安时期，我们党实施和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提出着重从思想上建党的原则，坚持民主集中制，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三大优良作风，形成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三大法宝，努力建设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制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使全党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达到一致，党的重大决策再也没有出现过严重失误。经过整风运动，全党紧密团结在毛泽东的旗帜下，实现了党的空前统一和团结。
二是思想上的成熟。延安时期是党在理论和实践上奋勇开拓、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时期。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撰写了一篇篇光辉著作，照耀了中国革命的前程。毛泽东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据统计，《毛泽东选集》四卷共收录文章159篇，其中延安时期写的就有112篇，占到71％；《毛泽东文集》八卷共收录文章802篇，前五卷民主革命时期的502篇，在延安写作的有385篇。《刘少奇选集》（77篇）、《朱德选集》（65篇）、《周恩来选集》（116篇）、《任弼时选集》（47篇）中，在延安时期撰写的分别是29篇、23篇、39篇和25篇，占各自选集的37％、35％、34％、53％。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系统总结建党以来特别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历史经验，以及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的实践经验，提出一系列符合中国实际的具有独创意义的思想和观点，科学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新课题，创立了毛泽东思想，为夺取新民主主义胜利指明了方向。党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把毛泽东思想写进了党章。正如张闻天在党的七大发言时指出的：“苦难的中华民族，在百年来长期的与流血的革命斗争中，终于产生了一个能够引导他们走向最后胜利的领袖——毛泽东，找到了一条能够引导他们走向最后胜利的路线——毛泽东路线，实是中华民族的幸福与光荣！”
三是组织上的成熟。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明确指出：“一个政党要引导革命胜利，必须依靠自己政治路线的正确和组织上的巩固。”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基本完成了稳定而正确的中央领导核心层的组织构建，1945年4月召开的中共七大选举党的中央委员会，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兼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主席，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形成了一支高举毛泽东旗帜的久经考验的政治家集团。他们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注意分工合作，坚持民主决策，实行正确的思想、政治、军事和组织路线，自觉地走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斗争道路，制定出正确的行动方针、政策和策略,有效地增强全党的团结和统一，领导全党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加速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进程。1945年4月23日周恩来在党的七大开幕典礼上讲话时用六个“锻炼出来的”高度概括我们的党成长的艰辛历程。他指出：“二十五年当中，我们的党是从永远不息的反对国内、国际敌人的革命斗争中锻炼出来的，我们的党是从永远保持和人民群众联系中锻炼出来的，我们的党是从永远不放弃武器、保护人民利益的革命战争中锻炼出来的，我们的党是从反对民族中反动思想和派别的斗争中锻炼出来的，我们的党是从长期的反对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斗争中锻炼出来的，我们的党是从勇敢实行自我批评当中锻炼出来的。”这一时期，正是我们党在总结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的基础上走向成熟的时期。
延安宝塔，就是一页鼓鼓的风帆，昭示着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的苦难辉煌。
三、延安宝塔是宣扬着延安精神培育锻造的旗帜
伟大的实践必定产生伟大的精神。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延安开辟了中国革命新的大本营，培育形成的延安精神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充分彰显了共产党人崇高品德和伟大情怀。延安宝塔是延安精神最显著的标志，见证了老一辈革命先辈经历了十三年的战火洗礼，用鲜血孕育成的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
一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取得理论硕果。中国共产党在延安的十三年，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方向，以之为统领繁荣和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及其他各领域的辉煌时期，也是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取得丰硕成果的时期。以毛泽东为首的老一辈革命家，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坚定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担当起反帝反封建的两大历史任务，坚持走历史必由之路，使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成为团结引领全国人民共同奋斗的旗帜。
二是开展整风运动，弘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延安整风运动，就是一次普遍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教育运动，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在整风运动中，毛泽东发表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等重要文章，以及党中央在此期间发布的一系列重要文件。这些都从思想路线上总结了过去党内路线的分歧，分析了广泛存在于党内的非马克思主义思想作风，对什么是实事求是、为什么要实事求是、怎样实事求是作了深刻论述。整风运动形成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整风精神，它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大力培育和弘扬下，为延安精神注入了不朽的精髓和灵魂。
三是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的演讲中高度赞扬了一个普通战士张思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尚品质，并在党的七大的政治报告中对为人民服务做了进一步的阐述。延安时期党的各级领导层以人民的利益为重，真正实现了“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承诺，党的干部也以“甘为民仆耻为官”为价值追求。党的领导干部率先垂范和干部群众的争先效仿，二者的良性互动，营造了当时延安“只见公仆不见官”的优良社会风气，树立起用“延安作风打败西安作风”的底气。
四是践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党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在延安时期达到成熟。大生产运动中，毛泽东穿着补丁衣服开荒种菜，朱德每天早晨背个粪篓拾粪，周恩来亲自纺线，延安“五老”坚持节俭的生活，无形中起到了示范引导作用。在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的带领下，各个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军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打破了经济封锁，实现了丰衣足食，谱写了一曲民族精神传承的最响亮的颂歌。
延安宝塔，就是一面猎猎的旗帜，宣扬着延安精神培育锻造的非凡经历。
四、延安宝塔是点亮着革命青年信仰之光的火炬
全面抗战时期，以青年为主体的无数知识分子奔赴延安。他们将延安看作实现革命理想的大本营，将作为延安标志的宝塔视为革命与理想的象征。习仲勋《在振兴延安经济汇报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延安不仅是革命的圣地，也是革命的摇篮，培养了大批的优秀人才，那时候凡是有志之士，要干一番事业的人，不怕杀头都赴延安。”仅1938年5月至8月，经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介绍去延安的革命青年就达2888人。抗日军政大学在武汉登报声明不招生了，知识青年仍旧是络绎不绝的前来。截至1943年12月，全民族抗战开始后到延安的知识分子超过4万人。正如抗大校歌唱道的：“黄河之滨，集聚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人类解放，救国的事业，全靠我们自己担承。”他们当中不少人家境殷实，接受过良好教育。奔向延安的道路充满坎坷曲折，他们要冒着生命危险冲破国民党封锁的重重关卡，要克服沿途跋涉的艰难，没有车坐就用两条腿一直向前走。而当时的陕北生活条件艰苦，经济和文化十分落后，这贫瘠的黄土地，为何能吸引千万仁人志士投奔的脚步？那简陋的土窑洞，为何能凝聚起一个民族重新站立起来的力量？那如豆的小油灯，为何能照亮一个政党前进的方向？
首先，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及其知识分子政策的感召。“自由”“民主”“抗战”这几个描述延安的词语足以让拥有爱国情结、渴望探索中国出路的革命青年热血沸腾。中国共产党敏锐地认识到，“没有知识分子，革命就不能胜利”，对知识分子采取的态度是：大量吸收，来者不拒；加以改造，为我所用。同时在抗战初期，延安抗大、陕北公学等以优厚的条件在国统区公开招生。当时，毛泽东一再指示“革命青年”四个大字，就是抗大学生的入学条件。抗大的招生广告，从延安一路贴到西安，“革命青年来者不拒”，而且对来延安的知识分子也一律欢迎。当时，抗大招生名额满了以后，从延安到西安的电线杆贴上了“抗大停止招生”的消息，但还是有很多青年徒步走来，他们来后仍然得到了学习或工作的机会，没有一个人被拒绝回去。
其次，是因为国民党消极抗日、一党专政的失望。燕京大学学生张定回忆道，他“目睹到上千人在躲避轰炸时被活活憋死在防空洞里，国民党军队且战且退，却动用精锐军队对付共产党。”所以他们当即决定“此路走不通，去找毛泽东”。1938年10月徐明的诗歌中写道：“远远看见红霞中的塔影，好像海洋里出现桅杆，啊，这就是延安，我登上了革命的大船。”延安知识青年们“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这个共同目标即“抗战建国”。
第三，是因为“延安的窑洞有马列主义”。物质极度匮乏、精神极度富有的延安让他们看到希望、看到光明，坚定了跟着共产党革命到底的信心。“延安这所大学校”，让他们近距离地接触、观察、认识中国共产党，让他们学习认识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让他们磨练意志、锤炼信念、历练作风、淬炼灵魂，让他们不虚此行、不虚此生。1937年7月到1939年6月，延安接纳的青年学生一半以上进入“抗大”学习。陕北公学（1937年9月）、鲁迅艺术学院（1938年4月）、马克思列宁主义学院（1938年5月）、中国女子大学（1939年7月）、华北联合大学（1939年9月）、延安行政学院（1940年7月）、中国医科大学（1940年9月）、延安民族学院（1941年9月）、延安大学（1941年9月）等不同专业领域的20余所高等学校相继建立，成为广大知识分子接受革命教育的重要阵地。仅抗大就在建校9年间，先后成立14所分校、5所陆军中学和1所附设中学，遍布西北、华北、华中等地区，共计培养出学员约10万人。这些人绝大部分最终成为党、国家和军队的栋梁之材。1944年回到延安的方冰在诗歌《延安》中写道：“不是回到母亲身边的游子，向你要一些温暖，讨一些爱，我回来，是要你把我烧炼一下，再投出去！”
延安宝塔，就是一把熊熊的火炬，点亮着中国革命青年冲出黑暗奔向光明的信仰之光。
五、延安宝塔是引领着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号角
中国共产党是在西方列强入侵和封建统治腐败，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的时代背景下，是在中国人民奋起反抗，仁人志士奔走呐喊，各种救国方案轮番出台又相继失败的现实基础上，应运而生的。为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所在。
作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政治指导中心，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促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推动国共再次合作、团结抗日，开辟广大敌后战场和抗日根据地，担当起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的民族解放战争的第一次完全胜利。这场胜利，打败了日本侵略者，有力地捍卫了中国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彻底洗刷了近代以来抗击外来侵略屡战屡败的民族耻辱；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使中国人民在精神上、组织上的进步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为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实现彻底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奠定了重要基础；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弘扬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铸就了伟大的抗战精神；对世界各国人民夺取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维护世界和平的伟大事业产生了巨大影响，显著提高了中国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使中国人民赢得了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尊敬，中华民族赢得了崇高的民族声誉。中华民族复兴看到了光明的前景。
作为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总后方，中国共产党在延安领导人民为争取中国走向光明的前途，开展“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斗争，保持谋求和平民主建国的最大诚意，以“弥天大勇”前往重庆谈判，决不放弃最后一线希望。当实现国内和平无望时，即下定决心“打倒蒋介石”来最终解决中国的问题。为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明确告诉同志们，“中央决定在陕北不走”“不打败胡宗南，绝不过黄河”“我们要以一个延安换取全中国”，号召“必须用坚决战斗精神保卫和发展陕甘宁编曲和西北解放区”，作出转战陕北、经略中原的决定，“在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里，指挥了最大的人民战争”。仅1948年上半年发出类似《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这种政策性的指示、文章、讲话近百篇，收入《毛泽东选集》的就有15篇。从“自卫战争”到“人民解放战争”，从陕北“三战三捷”到孟良崮战役胜利，从“挺进豫西”到“跃进大别山”，从撤离延安、留在陕北到收复延安、离开陕北，环环相扣，步步为营，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昭示着中国革命走出山沟，迎接全国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诞生。
作为新中国的摇篮，从“苏维埃共和国”到“人民共和国”，到“民主共和国”，再到“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对民族富强与国家建设进行了有益探索，提出了“中国向何处去”的思考，明确回答了“我们要建设一个新的中国”。毛泽东在1939年1940年之交发表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首次创造性地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理论，不仅回答了中国革命是什么样的革命，在中国如何进行革命的问题，而且回答了中国现阶段民主革命和革命胜利后建立什么样的社会制度、建立什么样的国家等根本问题。1944年5月，毛泽东进一步指出:“要中国的民族独立有巩固的保障，就必须工业化。我们共产党是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的。”为了实现中国的工业化，他又号召“所有的共产党员都应该学习经济工作，其中许多人应该学习工业技术”，“如果我们共产党员不关心工业，不关心经济，也不懂得别的什么有益的工作，对于这些一无所知，一无所能，只会做一种抽象的‘革命工作’，这种‘革命家’是毫无价值的。我们应该反对这种空头‘革命家’，学习使中国工业化的各种技术知识。”陕甘宁边区建立起自然科学院，建立了机器工业、化学工业，探索了经济合作社、股份分红和承包等经济形式，坚持农、工、商并举，积累了领导经济工作的宝贵经验，陕甘宁边区由此成为共产党局部执政的试验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示范区，对新中国产生了深远影响。
延安宝塔，就是一柄熠熠的号角，引领着中华民族自信自立走向复兴。
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中，延安时期是一段浓墨重彩的时代华章。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行曲中，延安时期是一页绚丽辉煌的重要乐章。延安宝塔则是在一篇篇诗歌的吟咏中，在一首首歌曲的传唱中，在一幅幅绘画的闪光中，在一张张照片的聚焦中，日渐清晰地走进人们的视野，走进人们的头脑，最终固化为延安的标志、延安精神的标志、中国革命的精神标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伟大历史征程中，作为中国革命的精神标识的延安宝塔,正放射着新的时代光芒，引领我们赓续红色血脉、传承奋斗精神，在新的赶考之路上向历史和人民交出新的优异答卷。(作者系中共延安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
编辑：苏红义
责任编辑：王顺利/《新西部》杂志·新西部网
终审：付永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