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吴书·孙权传》残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藏。成长/摄
近日，文明的融合“驼铃声响——丝绸之路艺术大展”在北京民生现代美术馆展出，展览从全国十余省区市精选了400余组文物展品，呈现了陆上丝绸之路从长安、洛阳到新疆这一区域丰沛的艺术样貌。在展览中，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藏《三国志·吴书·孙权传》残卷安静地平摊在展柜中。这是存世罕见的晋写本《三国志》残卷。
无独有偶，就在前年同一场馆展出的“文明的印记——敦煌艺术大展”中，也展出了一份敦煌研究院藏的晋写本《三国志·吴书·步骘传》残卷。作为“二十四史”评价最高的“前四史”之一，《三国志》不仅是汉末三国历史权威的史料来源，其写本的流传也见证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
《三国志》的作者陈寿，字承祚，巴西安汉（今四川南充）人，他生活于蜀汉晚期至西晋初年，师从蜀中大儒谯周。陈寿在蜀汉官至观阁令史。蜀亡后，陈寿入西晋，受晋武帝诏命编纂《诸葛亮集》二十四篇，任著作郎，领本郡中正。其后，陈寿在官场屡遭谮毁，仕途不济。
随着晋灭吴一统，陈寿成为三国时代落幕的亲历者，也萌生了为三国作史的使命感。当时已有魏王沈《魏书》、鱼豢《魏略》、吴韦曜《吴书》等史书，但均为一国视角，不能囊括三国之事。惟蜀汉“国不置史，注记无官”，好在陈寿本人是蜀人，得地利之便。陈寿在既有史料的基础上，撰写成《三国志》65卷。“时人称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当时的才子夏侯湛已著《魏书》，知道陈寿写成《三国志》，便将自己书稿毁掉。司空张华对陈寿赞誉有加，甚至想以《晋书》相托付。
陈寿在世时，《三国志》未得刊行。元康七年（297年）陈寿病逝后，梁州大中正、尚书郎范頵上表朝廷，称赞陈寿所作《三国志》“辞多劝诫，明乎得失，有益风化，虽文艳不若相如，而质直过之”，晋惠帝司马衷诏令河南尹、洛阳令于陈寿家中抄录，《三国志》方得以传行于世。
陈寿《三国志》一经推行，其余诸史即归沉寂。《华阳国志》评价“庶子考古，迁、固齐名”，《晋书》评价“可以继明先典者，陈寿得之乎”，均将陈寿拟之于司马迁、班固一样的一流史家。尽管《三国志》为私撰史书，但在后世为历朝所认可，奉为正史。《三国志》还成为后世平话、杂剧、小说等编讲三国故事的主要素材来源。《三国演义》即罗贯中在《三国志》的史实基础上艺术再创作而成。
近世所见之《三国志》文本基本来自宋代刻本，其中最早的为北宋真宗咸平国子监刻本，今已不存。现存南宋刻本主要有杭州本、衢州本、建阳本（绍熙本）等。宋本书籍的传世自然得益于宋代印刷术的盛行。而在此之前，大量的古籍都是以抄本的形式流传，但由于时间久远、数量稀少、纸本不易保存等原因，这些抄本基本都散佚于历史的长河中。
20世纪以来，敦煌和吐鲁番两地共计出土了6种《三国志》古写本残卷，分别是：1909年在新疆鄯善县发现的北魏高昌麹氏所抄《吴书·韦曜华覈传》残卷，今藏日本；1924年在新疆鄯善县发现的晋写本《吴书·虞翻传》《吴书·虞翻陆绩张温传》残卷，今流落日本；1965年在新疆吐鲁番英沙古城（安乐古城）南佛塔遗址出土的晋写本《魏书·臧洪传》残卷和《吴书·孙权传》残卷，今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以及敦煌研究院所藏晋写本《吴书·步骘传》残卷。
这些残存的《三国志》古写本残卷年代为晋至北魏，而陈寿完成书稿约在西晋元康年间，两者之间相距如此接近，说明《三国志》在成书不久，即受到士人的热捧，不仅在中原广为传抄，还通过河西走廊流传至敦煌、西域一带。西晋统一之后，社会经济得到较快的恢复和发展，出现了一个繁荣的时期，史称“太康之治”。晋承汉制，继续在西域设置西域长史和戊己校尉管理军政事务，西域与中原的商贸交往也重新活跃起来。迨至晋室南渡，在北方立国的前秦、后秦、北魏等少数民族政权也与西域保持着持续的联络。丝绸之路不仅承载着商品的流转与交易，也伴随着文化的交流和传播。从《三国志》写本的流传可见，魏晋时期中原文化在今甘肃西部和新疆一带传播速度之快、影响之深。
古写本由于具有“近古存真”的特点，对《三国志》传世本的研究和校注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所藏《孙权传》残卷，高22厘米，宽72厘米，残存41行，570余字。其内容为《孙权传》中叙述建安二十五年至黄武元年部分，文字与今通行本略有不同。其中，陆逊、于禁、鲁肃、吕蒙、张辽、徐晃、张郃等三国人物姓名清晰可见。
东吴名臣陆逊在通行本《三国志》中时而作“陆逊”，时而作“陆议”，其名未统一，令后世研究者颇为困惑。清人周寿昌认为，陆逊可能本名“议”，因宋时避宋太宗赵光义之讳，刻本遂更其名为“逊”。如今，早于宋代的《三国志》晋写本明确书写了“陆逊”之名，足见周说为误。考《三国志》诸书，“陆逊”当是陆议晚年所改之名，因未能广泛流传于魏、蜀两国，故此名多见于《吴书》，而《魏书》《蜀书》仍作“陆议”。出土于陕西西安的魏《曹真碑》（现藏故宫博物院）上有“冬霜于陆议”之字，可为旁证。
经鉴定，新疆出土的晋唐时期的纸本和敦煌出土古纸一样，均使用中国传统造纸原料。此件《三国志》写本残卷使用本色加工麻纤维帘纹纸，质地精良，很可能就是古代著名的“左伯纸”。（成长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重返：三国现场》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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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姜丹）
